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思想遗产生生不息两千多年！

　　电瓶滚子组内径组合垫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自锁条件尊龙人生就是搏一下直齿圆柱齿轮齿根圆李觏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思想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消极与积极的作用都非常明显。之前我曾撰文痛批儒家官本位思想，今天就来谈谈儒家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民本思想。

　　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成就了汉文帝、唐太宗、康熙等多位开明君主，他们受此感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各自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对于昏庸无道的君主，民本思想约束力有限，但它的地位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公然反对的。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贯穿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完全中断，其中先秦和明末清初是民本思想发展的两座高峰。到了近代，它又深刻启发了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民治思想，与相接。

　　为什么传统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呢？深入了解它的内涵及特点，或许我们就知其所以然了。

　　儒家民本思想植根于其人本思想，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主宰和中心，以此类推，在国家中，人民便是主宰和中心，进而得出儒家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内涵：人民是立国之本。这在一系列儒家作品中得到印证。

　　《吕氏春秋·务本》：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人民。

　　荀悦《申鉴·杂言上》：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

　　这些阐述都在说明，人民乃国家的根本，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统治的根基才稳固。

　　至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孟子作了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来宋代大儒陆象山进一步发挥道：“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此大正义也。”这就是说，统治者存在的正当性，在于为人民兴利除弊，在于为人民服务。

　　大儒黄宗羲也认为，君主是国家的客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毕生经营，只有为天下才符合正道。因此他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既视民为国家之本，传统儒家便极力要求统治者贵民、保民、爱民、仁民、利民、恤民。

　　《礼记》中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苟利于民，孤之利也”，《管子》中的“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孟子的“保民而王”，荀子的“平政爱民”，商鞅的“法者，所以爱民也”，李觏的“养民者君也”，《淮南子》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魏征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张载的“利于民则利”，司马光的“赋重愁，民愁则国危”……这些观点皆认为，统治者的利益始终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坚守民本，就是从根本上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反之，则不免“人亡政息”，众叛亲离。

　　如果说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说给君王听的，到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唐甄等思想家那里，则进一步发展为以民本反对君本。

　　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控诉道，今之君王“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更是痛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积极为变法新民而奔走的谭嗣同便高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又说：“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维新派这种民本思想，已超出传统统治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拉开了序幕。

　　纵观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虽然其并未从根本上阻遏专制统治的病变，但它始终警钟长鸣，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专制权力的滥用，教化了君王及其官僚阶层。到了近代，民本思想则成为许多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的思想源泉之一，深刻影响了民主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治理。今天，我们仍可从中含英咀华，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思想滋养。